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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了星期五，仿佛捱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们的报纸没有卖出多少，却引来免费读者无数。听说我们寝室卖报纸，左邻右舍的人都跑了来，大家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客气地恭维我们，最后都泰然自若地坐下来看报纸了。
卧谈会上，我们认真分析了现状，指出我们寝室中在不自觉地扮演活雷锋的危险性处境，检讨了自身能力的有限，并且有老李作了关于巴尔扎克经商失败的专题发言，证明我们的失败是一切伟大文人必然经历的失败。最后我们就香甜地入梦了。
卖报纸的失败却在无意中催生了办报纸的来临。在文学社的社员大会上，小行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办报纸的事情。他要求每一位社员每月要交10元钱的办报费。有十名社员当场抗议，愤而退场。
小行望着他们的背影，对在场的人说：“革命的过程就是大浪淘金的过程，留下的都是仁人志士。”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仁人志士”是在抗议：“放开我，我要起来！”循声望去，原来强兄从后面使劲按着人家的肩膀。看到大家都在看，强兄只好松手。那个男生站起来，对小行说：“我不想交钱，对不起啦！”转身走出去了。
小行很镇定地对剩下的人说：“要走让他们都走，剩下的人照样能办报。”
我和强兄互相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还能办吗？”
空旷的阶梯教室里，我们三人说完话的时候，好像能听到声音的回响。
小行说：“当然可以办，我们再去招募点会员。每个人都封个职务。”
我点点头：“看来只能这样了。”
果然，当很多人听说进来都可以当官的时候，热情都被点燃了。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会费，成为光荣的社员。于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学社里面，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一个社长，三个副社长，一个主编，四个副主编，两个秘书长，五个副秘书长。
机构建立起来了，会费也凑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找一家印刷厂为我们印报纸。我和着三个副主编走大街钻小巷。很多家小印刷厂最开始对我们很感兴趣，但是听说我们的印数只有100份的时候都笑起来了，表示太少了。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在学校门口的电脑铺里先把报纸打印出来，再拿去复印。这样下来，每一张报纸的成本非常高。100份的发行量锐减到长50份。至于稿件的来源就不用愁了，小行社长一次性就投了3篇朦胧诗，我写了一篇小小说，强兄写了一篇杂文，老张写了一篇论述东坡喜欢吃什么菜的文章，再加上其他社员的几篇，版面就凑满了。我们动员老李写一篇文章，他气鼓鼓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会员，凭什么给你们写？”卖报纸的迅速退潮。
在办报纸以前，我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你吃白菜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津津有味地吃回锅肉而自己吃不上。现在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看到一篇篇烂文，还不能直接了当地说它烂，还得耐心修改，安排上版面。就好像裁缝店里的裁缝，给他一片树叶，要让他作出一件好衣服一样难以忍受。
强兄的杂文言辞让我们大为震惊，觉得事情不该朝这个方向发展。
报纸的事情让我们烦恼，班上的事情也不轻松。班上的女生居然拒绝交办班费，理由是以前教的班费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坚决要求先把以前的帐查清楚。
我找到前任班长，他说以前的帐在辅导员那里。我又找到辅导员，他又说自己是这学期才接手，前任辅导员没有把账本交给他，也搞不清楚来龙去脉。我知道这是一桩无头案。班上的女生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起来，因为这样看起来，他们不交班费有了非常合理的理由，并且染上了替天行道的色彩。
前任班长又道我们寝室来了，他笑眯眯地问我：“当官的感觉怎么样？”
我说：“一个字，爽！”
他说：“为什么？”
我说：“首先是锻炼口才，可以长时间和女生辩论，其次可以培养自己的耐心。”
他说：“你为什么不多搞一些活动？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们一高兴，就交钱了！”
小行建议采取文学社的办法大肆封官。我愁眉苦脸地说，班委就几个名额，不可能一个卫生员就弄个三四个吧。
老张说为什么不采取帅哥战术，派几个帅哥到女生楼那边去与她们进行谈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频频的眨眼不断放电。她们只有意志一松懈，事情就好办了。
我说：“你这个建议怎么听什么像在犯罪。”
就在讨论的时候，女生那边来电，表示交班费。原来她们听说，辅导员发火了，说是不交班费就不能评奖学金。
一场风波化于无形。前任班长咧开嘴，：“这帮婆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