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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已经跑去成都安排教学工作，今天接待周赫煊的，分别是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以及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
中央大学的校史上，共有四首校歌。
第一首的词作者是李叔同，第二首的词作者便是汪东。此时用的是第三首，由校长罗家伦亲自作词，后世南京大学的校训，便截取自罗家伦版校歌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汪东是章太炎的弟子，而周赫煊在章太炎面前也执弟子礼，论起来两人算是同辈。
这位先生今年四十有七，比周赫煊年长八岁，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一身长袄颇有晚清旧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也确实属于旧派知识分子，精通书画诗词，早年跟随孙中山闹过革命，北伐期间开始弃政从教，安心留在大学里当老师。
“吾对明诚盼望已久，终于等到你了！”汪东显得颇为激动，握着周赫煊的手久久不放。
周赫煊笑道：“旭初兄太客气了。”
汪东现在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也属文学院管辖，正愁着不知上哪儿聘请历史系主任呢。原本的历史上，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之后，直到1938年春天才有新的历史系主任。
胡庶华在旁边开着玩笑：“周先生你不地道啊，我三请五请，只请到你做重庆大学的名誉教授。现在罗校长一出马，立即就请动你担任历史系主任，你是看不起咱们重庆大学”
周赫煊安抚道：“那等我讲课的时候，让重大历史系的学生一起来听嘛。”
“如此正好，一言为定！”胡庶华生怕周赫煊改口，连忙封死了退路。
反正现在中央大学整个历史系，只剩下40多个学生，加上重庆大学历史系学生，总共也就一百多个。而两校学生暂时共用校舍，聚在一起上大课并不嫌多。
三人闲聊几句，汪东说道：“明诚，我先带你去办公室吧。”
“也好。”周赫煊点头道。
作为东道主，胡庶华引路道：“这边请！”
中央大学此刻寄人篱下，而重庆大学也不宽裕，因此系主任的办公室极为简陋。就一间普通小平房，面积大约有10平米，里边除了办公桌椅，便只剩下一个文件柜。
不到片刻，办公室里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问候道：“周先生好，我是历史系教授郭廷以。”
汪东介绍说：“小郭是清华大学历史研究院毕业，罗校长的高足，被罗校长从清华带来中央大学的。我知道明诚你时间宝贵，所以专门派小郭给你做助手，帮忙处理一些历史系的琐碎事务。”
“你好，郭教授。”周赫煊伸手道。
郭廷以连忙跟周赫煊握手，恭敬且崇拜地说：“周先生，我曾在清华大学听您讲人类文明史，受益匪浅，三生有幸。可惜您当时没把课讲完，现在我对这门课还有诸多疑问。”
“咳咳，我比较忙。”周赫煊有些尴尬，他在清华和北大讲课都挖坑不填的。
郭廷以也算民国学术界的小牛了，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将担任中央大学下下下任历史系主任。他是罗家伦的学生，胡适的徒孙，在周赫煊面前属于小辈，所以把态度放得极低。
周赫煊直接问：“历史系现在情况如何”
郭廷以拿出一份花名册说：“由于战乱影响，很多学生没有随校内迁，而是返回老家跟亲人团聚，整个历史系现在只有40多名学生，其中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人数最多。历史系教授和讲师，现有五人，加上周先生就是六人。”
周赫煊摇头苦笑：“六个老师教四十多名学生，学生们忙得过来吗”
“等明年招生就好了，学生人数肯定能多起来，一些原有的学生也会陆续赶来。”郭廷以说。
周赫煊问道：“我想教人类文明史和全球通史，这两门课的老师是谁”
郭廷以道：“中央大学没有设立人类文明史课程，全球通史的老师是沈刚伯先生。另外，沈刚伯先生还同时教授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文化概论。”
汗，原来是沈刚伯啊，又一位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大牛。这位先生不仅是中西方历史全才，而且还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要推动者抗战期间，他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特地开设新僵史、蒙古史和东北史等课程。
还好，沈刚伯一人身兼十门课的老师，周赫煊跑来教全球通史不算抢他饭碗。
郭廷以又拿出一张表格：“周先生，这是我为您设置的课程表，请过目，看是否需要修改。”
周赫煊只瞟了一眼，便说道：“把我要教的两门课，全部调到星期天。上午教全球通史，下午教人类文明史，让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历史系学生都来听，不愿来的也不强求，这两门课属于辅修。”
“星期天那学生们岂不是没有假期了。”郭廷以惊讶道。
民国时期的学生，没有双休，每周只有星期日这一天假期。
周赫煊直接说道：“我要上大课，不分年级，必然打乱其他老师的教学秩序，所以还是把课程放在星期天为好。”
郭廷以道：“那行，我立刻就去通知。”
转眼就是周末，周赫煊坐船来到学校，直奔一间为他专设的大教室其实是重庆大学的礼堂。
偌大的礼堂人满为患，不但两校的历史系学生来听课，其他科系的学生也跑来了，而且还夹杂着不少讲师和教授。
周赫煊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人头，愣了愣，随即笑道：“人很多啊。”
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历史系老师全来了，比如未来东北边疆史的大牛金毓黻。此君以前在东北大学当教授，还做过辽宁省教育厅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拘捕，不得已只能在伪满政府当官。他借着前往日本的机会，使用假名于去年悄悄乘船到上海，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成为中央大学教授。
历史上，再过两个月金毓黻就要被任命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周赫煊纯属抢了别人的位子。
此时此刻，金毓黻就像一个普通学生，端着小本本正襟危坐，只等着周赫煊开讲。
周赫煊在临时架起的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史”字，朗声道：“我们在学历史之前，要明白为什么学历史！唐太宗有句话说得好，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要讲的是《全球通史》，即是全球，那也有中国，跟《西洋通史》是有区别的。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广泛把我写的《全球通史》当教材，但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教授们往往在讲课的时候，把《全球通史》当《西洋通史》来讲，而把《全球通史》的中国部分，单独用《中国通史》的另一门课讲出来。这是不正确的，这造成了中国和世界的割裂！《全球通史》的精髓在‘全球’，而非‘通史’……”
开场一席话，就立即抓住了师生的耳朵。
特别是那些研究西方史的老师，对周赫煊这段话若有所悟，沈刚伯更是听得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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