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后说道：“冯市长，你想过没有？荣书记是女干部，她上升的机会本身比男性干部要多，说不定她还干不满一届就有被提拔的可能呢。不然的话她为什么在现在只研究干部的问题而把文化方面的事情放在了一边？”
我顿时笑了，因为我发现他的思绪也是乱的。我说道：“得。我们不要去分析了，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是。今后就一点，我们都要多多支持她的工作。还是那句话：支持她就是成就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也就是私下里在一起闲聊，这样的问题除非是荣书记亲自告诉我们，我们肯定不会知道她的真实意图。不过在经过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一番讨论之后，我觉得我们大体上的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我和吴市长都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特别是他，他可谓是官场上的老手了，他的分析应该有一定的道理和先见之明。
这天，我从会场出来后就直接让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长把死者的家属和开发商一起叫到了我的办公室，也叫来了市工会的主席。我想一次性地把问题给解决了，因为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事情，说到底还是补偿金的问题。
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对于我来讲，内心里面确实是把对生命的尊重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命在很多时候却是在被金钱所衡量。特别是当一个人的生命消失之后，那就更容易用金钱去衡量了，因为我们都很现实，心里都清楚生命一旦失去就不会再回来，所以也就只能用金钱去衡量。
其实这样的事情处理起来并不难，至于吴市长为什么没有处理下来的原因我也问过他，他告诉我说是死者的家属要价太高，而开发商方面却不愿意让步。作为商人，他们更看重金钱，甚至对弱者有着一种鄙夷的心态。
吴市长只是常务副市长，而且他这个人做事情比较沉稳，有些话，有些事情他不可能会去坚持。我觉得自己和他不一样，因为在我的内心里面是同情弱者的，金钱对弱者更重要，虽然有时候他们会狮子大开口，但是这更说明了金钱对他们的重要性。而对于开发商来讲，他们失去那么点钱并不会因此伤筋动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说服开发商拿出更多的钱来。
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钱在人家的手上，他们该交的税都交了，我们不能强迫人家。
死者家属一进来后就大声地哭，“冯市长啊，您可得替我们做主啊！都说您是青天大老爷，您不给我们做主的话我们怎么活啊……”
我哭笑不得，不过嘴里还是柔声地对他们说道：“请你们安静吧，今天我叫大家来，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开发商和死者说到底就是一种雇佣关系，现在你们的亲人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无论对你们还是对开发商来讲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们失去的是亲人，开发商失去的是好工人，这都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事情已经出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冷静下来，暂时克制住内心的悲痛，我们一起来协商，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前提下把事情处理好。你们说是不是？”
死者的家属即刻停止住了哭泣，我继续地说道：“你们可能都知道，我以前是当医生的。可能你们很多人会觉得当医生的人早已经对生命麻木了，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我以前是当医生的，见过那么多的病痛与生死，所以在我的心里才更尊重生命。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因为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对死者来讲，死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他们却留下了无数的伤痛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特别是死者的亲属们。
所以，我希望你们开发商也应该理解死者亲属心情，尽量满足死者亲属提出的要求。”
开发商说道：“冯市长，我们同意您说的这些话，可是我们也有难处啊。第一，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是太高了。第二，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赔付的话，今后再出这样的事情怎么办？那我们岂不是只能选择破产？第三，我们完全是按照《劳动法》在进行赔付，所以，我们的赔付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开发商的话讲得振振有词，而且似乎也很有道理。我淡淡地笑了笑，然后问道：“现在，死者家属提出要多少赔付？”
死者家属正准备说话，我即刻用手势制止住了他们，我在看着开发商，希望他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开发商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不然的话他们的事业也做不到那么大了。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商人大多都可以算是半个官员，他们对官场的那一套非常熟悉，除了会察言观色之外，对官场的规则也都比较懂得。
有人讲过这样的笑话，说我们国家不少的商人在赚了钱后移民去了美国，但是他们很快就又回到国内来做生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到了国外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到了国外后根本做不了生意，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内采用的那些做生意的方式和手段到了国外之后一点都不起作用了，反而还成了犯法的事情。比如行贿、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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