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是因为去年大朝会是初办，许多细节尚来不及细商，且当时先皇驾崩、西北处战事，朝局激烈远甚今日，所以正德元年的大朝会倒显得比弘治十八年更加从容。
朝气蓬勃的皇帝站在金匾之下，他虎目雄视，自信有力，对着重臣宣道：
“弘治十八年，朕以复套为国策，立志或三年、或五年，必以旧土复疆而谢天下万民，此志不成，朕誓不罢休。
且朕，念先皇帝大命，欲效唐虞之治，而进言者，或互成其是，或各执其非，惟记毋倾毋侧，毋党毋偏。尔等诸臣，坚其胆识，弼予于治。此所谓大朝会之志也！”
大朝会初始，皇帝有这段开场白，意思就是我念先皇帝之命，效法唐尧虞舜之仁政治理国家，你们该说什么都说出来，辅佐我处理朝政。
这其实也就是文臣经常呼吁的广开言路。
所以满殿臣子又一次三呼万岁。
朱厚照沿着阶梯下来，“西汉时，武帝设朔方、五原两郡，河朔地区自那时起就已经是中原领土，《后汉书》记载，河朔之地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
“本朝太祖皇帝当年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兴兵伐元，太宗皇帝五征漠北，北逐元庭，先皇祖亦进剿建州女真，于是而有成化犁庭。百余年来，大明与草原从未停战，朕决意继承先祖余烈，终此一生，必收河套之地。今日所论，诸臣皆可上奏，有利于复套朕必纳之，不利于复套朕必弃之。”
作为皇帝他会定调，今日是讨论如何收复河套。
其中军事方略是王守仁所提，他建议以精锐之兵，来去如风，先进行剿套。这件事不是他首创，成化年间，甚至是弘治十一年王越出击，都算是成功的剿套。而剿套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就是游牧民族也有其‘作息’。
户部尚书韩文建议：先前说过，开海是为复套。现在开海已成，三地市舶司施行准入制，所得准入银有近两百万之巨，可分别拨付马政和复套国策。
就是你有这个力量，你为什么不去削弱他们一下？
这个建议杨尚义、周尚文都是同意的，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是一个文臣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文臣总是倾向于阻止军队出击。
永乐皇帝当年还因为京师缺粮，所以停了天下的开中，全部集中于京师，这样所有纳粮的盐商就只得将粮食送往京师，一时之间京中各处粮仓全都爆满。
这个时候的大明已经不是初年，几万十几万的大军进入大漠，这不是小事情。
再有天冷了之后，北方的大河结冰，骑兵长驱直入，丝毫无阻。
剿套，也是要粮草的。
……
但朱厚照细细思索，其实军事上的骚扰加经济上的封锁，有个两三年，鞑靼人一定实力大减，到那个时候，朝廷出击的胜率也是最高的。
而朱厚照听来听去觉得有几点，确实是他以往也没有想到的，算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
宋衡不过四品官，在这个场合那是算不得什么，但大朝会允许大小官员说话，所以他也就讲了，他认为朝廷要逐步收紧和鞑靼的贸易，在大同镇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控向鞑靼人出售盐、铁、布帛等物资。他认为以往军力不强，如此做法，只会让急躁的鞑靼人寇边劫掠。
所谓京通仓就是建在京师和通州的大粮仓，成化皇帝当年还使用过这些储备粮来平抑物价，成化二十二年时，京通仓有储粮两千万石。
杨一清也觉得这样稳妥，“微臣以为极好。若是今年封锁，则秋季鞑靼必定全力犯边，徒然冒险，绝非上策。”
但经济封锁有个缺点，就是鞑靼人可能会真的活不下去，他活不下去怎么办？也只能南下劫掠。
所以就此，众臣开始开动脑筋。
另外，大师远征，需要耗费很多粮草，粮草的筹集也需要时间，而冬天是农闲，正好有时间组织民夫运送粮草。
实际上也不是朝廷不坚决，贸易战是双方都有伤害，因为双方的百姓都有互市的需求。
而对于中原的农耕民族来说，春天出击最好，一来天气逐渐转热，越打下去天越热，咱不怕。二来春天是牲畜繁殖的季节，为了多养牛羊，游牧民族就会尽量分散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放牧育雏。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集结军队，且战争还会影响牲畜繁殖。
中午用膳，
这样，明蒙战争可能在今年就会发生。多少会有些措手不及。
但具体论述怎么收复河套，则是大臣们的事情。
杨廷和进奏说：“宁夏镇兵弱，需从各卫挑选精壮，整编而成两卫，再给以战马、军资，辅以垦荒、操练。”
基本上，从现状来说这必定是一次远征，所以与弘治十八年花马池之战完全不同。
对于杨一清来说，他领这个任务回去，其要求就两个。
但是随着朝廷各路军马不断北出大漠，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抵御鞑靼的实力。而且不论他们从哪里入关，官军都可作出反应。
果然，礼部尚书林瀚否定了这个办法，说既然如此，还不如暂时先停止渐次的民牧退出，既然国家有战事，稍微再苦百姓两年，想必百姓也能够理解朝廷。
朱厚照坐于龙椅之上，听着赵慎这个法子，心里头摇头。靠几个犯人能多要几匹马？
而话说回来，万一胜了呢？
这种战争是劣势者的全力一扑，如果他们没成功，基本上那口气就断了大半。
另外一个建议是少府的一名郎中宋衡所提，他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战争。
到了弘治以后，支出日繁，京通储粮逐渐减少，至今也就是剩下一千三百万石，朱厚照在处理户部事宜时，也下令要注意使粮仓储满，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军事常识，王守仁与鞑靼人打过仗，肯定是知道的。
首先看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经常选择秋季，是因为游牧民族耐寒不耐热，关内气候较为温暖，游牧民族不适应。到了秋季则秋高气爽，气候转凉，即便战事久拖，天气越来越冷，游牧民族骑兵也会越打越有劲，与此同时汉人军队不耐寒，越打越吃亏。
而且秋天正是种田农民收获的时候，中原军队不太好聚集，也有利于他们作战。
刑部侍郎赵慎提了个比较特别的观点：他觉得战马既缺，官牧马场多多培育积累当然不错，但可可以恢复成化时期‘纳马赎罪’的旧制。
皇帝首先与几位重臣透露自己的意思，“剿套一事，朕以为今年即可施行，周彦章已有北出大漠之例，春天时，蒙古人在放牧牛羊，迅速集结军队反扑的概率较小。不过封锁一议，朕以为可于明年剿套之后施行。”
皇权时代没什么法治概念，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当年缺马，也就只能这样了。
王守仁最后的结语颇有道理，“大明既已耗费国力备兵，岂可作视鞑靼积蓄军马？若不剿套，天必究之。”
其实说到底，复套就是一次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发动一次针对鞑靼的战争。
这其实就是一种封锁。先前在大同也一定程度做过，而且本身明朝就是禁止与鞑靼互市的，只不过私下里走私很多，而按照宋衡的建议，朝廷的措施应该更加坚决，要有开海那种力度。
所谓剿套，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深入大漠，碰上人就杀、碰上牛羊就抢，
游牧民族抢一回关内的百姓，造成民不聊生，中原王朝抢一次他们，那也是沉重的打击。反正就是七伤拳，看谁先耗死谁。
太仆寺卿王禀则建议朝廷可以适当再扩大官牧马场的数量，这样他可以多蓄养战马，减轻压力，否则杨部堂老是问他要马，这也挺头疼。
李东阳认为朝廷要多备粮草，为了便捷，可以仿照京通仓在西北再建粮仓。
总而言之，奉天殿之上，诸多臣子围绕着如何复套是开始了各种讨论。这其中有些好办法，有些就是听了就扔。
不过马政耗费不小，动辄就是十几万两的拨银。
在此基础上，应该为了复套的国策专门勘定边境贸易的法度，并且对仍然和鞑靼保持贸易往来的商人严加打击。
明年大明的骑兵、边军都会有进一步的实力增强，可以坐等鞑靼反扑。
一个是给人，一个是给军需。
这个常识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通常是在秋季，而中原王朝北伐，则通常是在春季，正好相反。其背后都是生产方式决定的。
最关键的因素，冬天他们物资匮乏，如果秋天不赶紧抢一波，那女人、小孩、牲畜都很难熬过冬天。
“一年剿套、两年封锁、三年复套可成。”杨廷和直呼：“大朝会首日有剿套、封锁二策，便已值了。”
剿套可用周尚文，却不知道封锁能不能用那个宋衡。不过朱厚照也不急，总归是明年的事，再观察观察也行。
另外，他也想好了另外一件事。
午后大朝会继续，
皇帝对着众人说道：“先前大司徒已有言，市舶司有近两百万之银之巨。朕金口既开，说过复套需开海，开海为复套。既然说过，就要说话算话。正德元年，宫里的用度要减、朝廷的冗官要撤，但大明将士的军饷、粮草不能减。今年，复套也务必见效，因而这笔银两，朕不动，诸位爱卿也别打主意。杨爱卿，朕今日在此答应你，拨银一百万两用于购军马、操兵卒、备战事！”
众臣惊诧，如此数额实在惊人。皇帝为了这件事也真是舍得下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