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浪打破了这个宁静的环境，他说：“既然领导这么安排，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呢？”
齐老师说：“刚才不是说了吗？是香港办公室的马主任定的，不是我们安排的。”
宋浪说：“算了吧，收起来吧，我根本都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定的，借口说是是马主任的意见。她远在香港，知道个什么，还不是你们说是方的，她就认为是方的，你们说是圆的，她就认为是圆的。”
领导都爱读书，特别是齐老师，家里有一间书屋，里面摆的全是书，其中最多的就是，各种版本。大多数都是免费的，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国际友人迎来送往的，赠送不是什么稀罕事，反而很正常。书多得很，看书的机会和时间就会减少。
但是读过的书，来治理机构的这几位小人物，还是绰绰有余的，大家都不懂文化，就好统治；个别人有文化，认识字，反而受到文字所累，受到文化之苦，还不如不清醒、不知道，大家都昏昏沉沉地睡死过去，大概都是平等的，结果都是死。清醒的和糊涂的结果都一样，都是死亡，痛苦和幸福的区别在于活着的时候。
领导懂文化，用知识来统治领导这些半文盲，大家都高兴，还有人舔领导的屁股沟子，自己本身下贱，反而要踩同事的肩膀，踏着同事的鲜血往前爬，爬到同事的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好不威风。
没有文化，认识不了多少字，又喜欢欺负人的，可以说是流氓。这样的流氓到处可见。流氓自有流氓的逻辑，他会认为作恶是正当，耍赖是讲道理，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指鹿说是马，那就得是马，不能说是鹿，也不能说是牛或者其他动物。这种霸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人们的纵容和饶恕，使不合理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了，发生着，并且将来一定还会发生。
齐老师有文化，金莲自称高中毕业，实际小学都没毕业；董志安技校毕业；余哥上到高一，就停课了，说是搞运动，就没再上学。春燕是初三毕业，会背老三篇，教过几年小学生，自称为老师。芭比冒名顶替其他人上了一所卫校，早就把知识还给了她的所有的老师，甚至现在见了拉丁字母还认不全。尹懋不用多说，他自称高中毕业，那个年代能读完完整高中的就像晨星一样寥落无几。
盘点下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地读过书，难怪领导很喜欢招用这样的人，方便统治。领导自己，也没有考上大学，后来上了神学院，相当于大学本科，实际在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神学文凭，找工作非常难，只有到教会工作，而教会内部的斗争相当惨烈，不亚于社会普通单位的内部同事的争斗。在一所教会，后来的神学生往往地位低微，是不受欢迎的人。
除非到神学院当老师，这样才有可能自己觉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才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如果不去神学院当老师，或者不去教会工作，神学生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出国继续深造，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嫁给老外，或者娶个外国老婆，这都很好。总算跳出了苦海，算是能过着非凡的生活，这种出路，也是无奈之举，谁都想过着人上人的清闲生活，但是如愿的没有几个。
正因为如此，抓住机会就能抓住钱，这次去香港，在齐老师看来不算什么，因她常去，刘小姐更不用提了，她本来是香港人，几个人中间的竞争，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很容易就定下来那些人能去，那些人不能去。
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和领导的关系亲疏远近，还有凭借领导的喜好和厌恶，对待那些不讨人喜悦的，比如德志，就不能去，哪怕他学历高，形象好，也不说明什么。正如武大郎开店，绝对不招比他高的人。一样的道理，德志有文化、有文凭，相貌也英俊，又略懂英语，可是，就是不选。
对于尹懋和春燕，也不让去。原因是，春燕和尹懋常常在开会的时候争吵，且声音很大。开会不说话，大家都安静，那项目就不用讨论了，大家都不发言，领导来定，她说行就行，她说不行就不行，行吗？到最后，谁来负责项目实施？难不难？谁写报告？出了问题谁在第一时间解决？
开会发声讨论，为的是规避项目风险，分析项目中会出现的问题，尽量减少损失，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些不争吵不能解决。大家都温文尔雅，相互谦让，最后，吃亏的还是大家自己，因为出了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机构的问题。
宋浪对宋波没有意见。宋波、春燕和尹懋是第一批招聘来的员工，他们的资质差不多，都是从教会信徒中选拔的优秀分子，经过淘汰和选拔，最后确定这三人。
第二批进来的是金莲、宋浪和董志安。现在，存活的是金莲和董志安，宋浪死了。
第三批进来的是德志、余哥和芭比。
三批人被招聘进来，每一批进来的中间有一个代表。宋波、金莲和余哥。
在三人中，金莲文化程度最低，但是装得像，不知其可，在人前装作很懂文化，余哥不用说，自称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不精，自我吹嘘，已经迷惑住了刘小姐，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有困难，宁愿请外面的技工，也不愿淘气去找余哥。
余哥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来找他麻烦。
余哥凭借自己的所谓本事，也被齐老师呼来唤去的，比如家里的马桶坏了，请他去修，他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去修，不敢讨价还价。要挂窗帘子，或者要换窗帘子，需要在墙上打眼子，他就拿着刘小姐的电钻去，说知道，小电钻对付老墙，根本没有什么威力，余哥要求买一个，齐老师不肯，说：“将就着用。”
余哥在墙上打洞，非常辛苦，实在打不动了，就停下来。齐老师刚要发脾气，就有人来说，教堂上面要安装夜光的十字架，需要打眼，没有电钻。
齐老师说：“那好吧，去买一个。”
齐老师已经是神学院办公室主任，有这个权力，给办公室添置一些东西。买个电钻才400多元，对她来说，这个要求并不太高。
买电钻的不是余哥，是做夜光十字架的人。那人是河北来的，和齐老师是老乡。在牵扯到金钱的时候，老乡比外人认为是修马桶的余哥要亲，在关键时刻，老乡比同事还是要可信一些。
齐老师让余哥修马桶，安窗帘，有时去换换灯泡，打打杂，这些小事，齐老师不会亲力亲为，都是要发挥一下手中的权力，动用一下权柄，体味其中的滋味。
除此以外，懂财务的边瑛会计也深受其害，受到其役使。全体同事都被齐老师调遣过，而刘老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任其调兵遣将。那一次，边瑛会计还在做账，就被从岗位上调走，去帮齐老师家做卫生。边瑛是很爱干净的，这次吩咐她去，是齐老师故意所为。她明知边瑛的身体很差，弱不禁风，偏偏要派她去，目的是耍权威，让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人士掉价，好抬高齐老师自身的价位。目的很龌龊，手段很卑鄙，就是要拉开和同事的距离，好坐在高台上来当大帅，指挥手下的喽啰，饱尝权力的美味。
齐老师的家里很少打扫，到处脏的进不去人了，就让大家去帮忙打扫卫生。弄了一天，个个累得如散了架，走到门口，门卫师傅开始大骂齐老师：“什么东西！手里有点屁大的权力，还不放过。自己懒得屁眼生蛆，还叫别人来打扫自己的狗窝。”
齐老师权当没听到，昂首走过，不做理会。大家几乎都听到了这千古骂声，心里自是过瘾，全身的疲惫一扫而光，这老人真是恩人，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从那以后，齐老师再也没有让同事们去她家打扫卫生了，偶尔有需要，就请余哥过去帮忙，说是帮忙，实际是全忙，齐老师借口忙别的，啥事都不管了。
安排了去香港的人选，德志就收拾了东西，准备坐晚上的火车离开江城。德志住在中等城市，交通比较方便，什么时候都有车去到他住的地方。其他同事，就没有这个方便了，他们留下来，继续守着齐老师和刘小姐，听她们说着废话。
德志离开了办公室，赶到了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小时，他就坐在长凳上，边等车边看书。看累了，就给妻子发一条短信，说晚上回家。
德志已经不在乎谁去香港，领导让谁去，就是谁的恩典；领导喜欢谁就是谁，谁也无权干涉。哪怕派一个高位截瘫的人去香港，也要尊重这位残疾人，他身体残疾，但心里要强，不肯服输，就让她去，回来后好在乡亲们面前吹吹牛，炫耀一番，也可以在老公面前，更加猖狂，让老公这一辈子都别想决定任何一件事情，因为她比她老公强，在国际大都市见过世面的，她的老公，这一辈都没见过香港是个什么摸样。
至于在同事们中间的反响，那就十足地证明，在这个机构，文凭和文化都靠边，专业和技能都是下等，惟有讨好卖乖才是真理，哄领导开心，才是正道。小小的机构，如此复杂；简单的家庭，几个人物，就把整个小环境弄得乌烟瘴气，住不成人了。
机构里所有的人都自称为基督徒，其中，齐老师还是牧师，竟让小人得志，让溜须拍马的人扶摇直上，让正人君子敢于仗义执言的人靠边站，让文化人等同于流氓，这样的领导怎样领导机构健康往前发展呢？
得志陷入了沉思，等看到人们起身排队，准备上车时，他才背起了背包，随着队伍的移动，他上了火车。上车之后，得志的心还是不能平息下来，真想不通，领导这样安排，就是银饰品起了作用吗？或者是肥鸡起了作用？得志什么都没送给领导，结果得到的就是这些，比如排挤，比如歧视，比如窝囊。
火车渐渐地离开了江城，速度加快了许多，一排排高楼向后面倒过去，夜幕慢慢落下，华灯初上，霓虹灯拉长了人和车的影子，德志想到快要见到家人，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最新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