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红和老公是早年在深圳打工认识并相恋的。后来他们结了婚。结了婚之后，他们继续在深圳打工，在同一家工厂。
他们每天上班十二个小时，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可是如此辛苦，每个月只有五百多块钱。
为了多存点钱，他们省吃俭用，连早餐都不吃。他们虽然是夫妻，可是却分别住在男女宿舍，如此这般也只为了省钱。
因为在外面租房，每个月至少要一百多块钱。象他们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在现在的珠三角也不少见。
刘小红和他老公当时都才二十出头，正是*勃发的年龄，对于干那种事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可是当时他们在工厂干活，想干那事，一是没地方，再者也没时间。他们分别住在男女宿舍，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而属于自己的时间呢，也被厂方压缩到了极限。
在那里，人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着。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彼此压制着对那种事的欲望。
这在很多城市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现实就是那么的辛酸。
刘小红和他老公当时最高兴的时侯就是发工资的那一天。他们在这一天高兴不光是因为发工资，还因为发工资这天晚上全厂都不加班。
这天晚上，他们通常会在投影厅度过。在那里，他们会要一个包厢，两人在包厢里相依相偎。
到了情浓处，两人就在包箱里做成那事。虽不能尽兴，但也可聊解饥渴。
要想尽兴最好到旅馆里开房。可价钱太贵，一个晚上至少也得三十多块钱，相当于两人一天的工资。
他们实在舍不得。后来，离他们干活的工厂不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园。
自从公园建成以后，两人到了发工资的那天晚上就不再去投影厅了。他们去公园。
虽然公园门口挂着
“外地人不得入内，违者罚款二百元的牌子”，可实际上并没有人值守。
两人在公园里散步，聊天，搂抱，接吻。当然，并不仅限于此。他们还会找一个没有灯光的僻静角落，在那里做成那事。
在公园里干那事比在投影厅里干要强多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进公园不花钱，而进投影厅要花钱。
在投影厅的包箱里干那事，周围的包箱里也都有人，总怕被人发觉。做的时侯得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动静不能太大。
而在公园那没有灯光的僻静角落，晚上少有人去，即便动静大点也没关系。
两人在那里大开大阖地干，比起在投影厅要尽兴多了。可是有一次，他们正在公园里干那事的时侯，两把手电筒突然照了过来，同时伴随着一声大喝：“干什么的？不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