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年纪念日，两个甲子的轮回之后，中日再一次站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思索良久，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能说太详细，免得让许多网友费心费力码字反驳、生气上火，所以选取了两篇网文，还是比较贴近我的想法的，因为都从国际视角进行了一定解读。】
从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开始，即有人努力寻找甲午海战战败的原因。在21世纪之前，对北洋海军失败原因已经有过系统总结，提出了如下观点：北洋海军纪律松散；北洋海军训练弄虚作假；北洋海军技术不专业；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战时作战不积极主动；清政府政治腐败、北洋海军********，腐败导致失败，等等。
上一个时代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总结，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清政府和北洋海军的腐败、怯懦、弄虚作假、道德沦丧是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作为战争指挥者的清政府和执行者的北洋海军，对失败必须要负担责任，然而这些原因究竟是不是甲午战败的真正根本原因呢？
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时代伴随新世纪一起到来，资料检索和学术交流也借助网络变得更加便捷，加之西方军事史、海军史研究偏重以军事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方法传入中国，使得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发生了十分迅速的递进，以往用来证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很多论据，都发生了被证伪的问题。
比如“定远”舰飞桥震塌问题。在学界沿用很广的一则说法中称，黄海大东沟海战一开战，“定远”就因自己的主炮射击震塌了飞桥，导致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伤，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这则说法的史料根据主要是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睦，其回忆录中有大量对刘步蟾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他之所以描述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主炮发射是刘步蟾下的命令。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后文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而根据丁汝昌本人的报告，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再比如训练弄虚作假问题。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部分军官就海战失利的原因有过一些总结性汇报，其中的一份汇报指出，北洋海军平时在训练上务虚不务实，其具体体现是火炮训练都是预先定好靶子的距离，而且靶子都是固定不移动的。实际上，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测距、炮位两大部分，测距官兵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并根据敌舰运动速度和方向，预先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
除此之外，像邓世昌养狗、军官上岸居住、北洋海军的阵形错误、作战不积极主动、军官吸食**、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等问题，也都被证明或者缺乏史料支持，或者根本就是讹传。
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技术角度观察，技术装备的落伍是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日本联合舰队大量装备着40多秒钟能够发射10发炮弹的速射炮，大量使用装填号称连钢铁都能点燃的烈性炸药的炮弹；而北洋海军装备的却是10分钟发射1发炮弹的老式火炮，主要使用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其失败在开战之前已经是必然。
而直接导致这一状况的，是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户部上奏叫停海军继续购买外国军火、装备事件。以往研究大都将这一事件归结为统治者的昏聩以及官场上的倾轧党争。然而为什么以往支持海军建设的官员乃至皇帝、太后，此时突然对海军建设停止了热心？而禁止海军外购军火的奏议提出时，举国官员乃至知识分子，除了李鸿章等极个别的海军建设当事者外，几乎处于死一样的寂静，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这，才是探寻甲午海战失败原因中最应该思索的内容。
陆地民族面临“海防”魔咒
要明了北洋海军跌倒的原因，首先最应该明了的是北洋海军的建设背景和目标。
中华民族发源自大陆，陆地是我们民族最为熟知的生活舞台，因而上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实际就是陆地文化。东南浩瀚的海洋作为不可探知的世界，和北方的大漠、西南的群山一起，长久被当作是天堑，是屏蔽、保护我们生活环境的天然长城。当西方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始了著名的探索海洋、开拓海外利益的大航海时代时，中华民族还依旧固守着陆地，除了昙花一现的郑和船队下西洋事件外，这一时代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明清王朝严酷的禁海令。
郑和船队的消失以及禁海令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当时权衡利弊，认为海洋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利益远远不如大陆，而且海洋、海外蕴含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挑战，因而禁海令恰如在沿海垒筑起一道高高的长城，以保证海洋继续能够充当天堑。
1840年，第一次**战争爆发，从遥远海外而来的英国海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度令举国的官员、知识阶层为之惊恐，也激发魏源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睁眼看世界，然而危机感很快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
16年后的1856年，第二次**战争爆发，圆明园的大火一度刺激了中国的神经，战争结束后，学习西方购买、建造近代化蒸汽军舰的议论开始出现。从阿斯本舰队到江南机器制造局，再到福建船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然而一个观念犹如魔咒般挥之不去，那就是“海防”。
“海防”两个字中，折射出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待海洋的视角和心态，也决定了此后中国在面对海洋时的命运。
从第二次**战争结束的1860年，又过了14年之久，拥有了蒸汽动力军舰的中国并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海上威慑力，却又一次遭到来自海上的挑战。日本悍然出兵侵入中国台湾，继而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中国海防再次出现严重失防。清政府内随即开始了名为海防大筹议的海洋政策大讨论，最终定议在海岸线上建设西式海军，划区防守。以防备日本为主要动因的北洋海军建设，就在这时开始。
然而从1874年到1884年的漫长十年时间里，围绕北洋海军建设的政策摇摆不定，受制于经费、政策、人才等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建军步伐滞重缓慢。再经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马尾海战）的刺痛，清政府才下决心“大治水师”，于是才有了1885年中国第一个中央海军、海事机构——海军衙门的诞生，进而在1888年催生了北洋海军的成军。至此，从1840年第一次**战争算起，在感受到了西方海上压力的环境下，中国人在大海边已经徘徊了将近半个世纪。
海洋观错位导致盛极而衰
然而对于海洋的态度，中国人其实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防海”。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虽然初步具备了和西方类似的舰队组织形式和外在特征，然而骨子里实际仍然是“防海”工具。从本质上讲，建设北洋海军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禁海政策，因为这支海军并不是要走向大洋。原本在西方应该是挺进外洋、为国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海军，在清政府那里则被锁在了家门口。
对待海洋视角的不同，不仅仅影响海军的运用、战略、战术，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对海军建设兴趣的持久程度。从近代海军诞生开始，这种科技密集型军种就注定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国力投入来建设和维持的军种。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海外贸易和海上利益的国家，投入建设海军的回报便是巨大的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对于以海防为目标建设海军的国家，海军的回报则仅仅是海疆无事而已。
中国近代从试图获取蒸汽动力军舰开始，目标就始终只有一个，即“防海”。当1885年海军衙门建成，铁甲舰“定远”、“镇远”归来后，龙旗飘扬的舰队一度成为东亚海洋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此时，从1840年以来，中国沿海频发的列强进犯现象的确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曾在1874年入侵过台湾、1882和1884年两度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日本，也在此时段归于沉默。北洋海军建设巅峰的1888年，也便是从两次**战争以来海防建设目标实现之刻。
经历了48年的坎坷，海防目标终于实现；而几乎就在同时，北洋海军的发展立即开始变缓。对于需要耗费巨资建设和维护的海军，清政府此后的兴趣仅仅持续了2年左右。1890年因为财政支绌，户部为了樽节政府开支，首先上奏请暂停海军购买外洋军火两年。1891年，日本海军便超越北洋海军，成为新的亚洲第一。之后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所出现的决策不明、军舰老化、火炮式旧、弹药不充、燃料不佳等弊端，从根本层面上都要归因于当时整个中国对海军和海洋的认识偏差。
清政府虽然一度建立起了一支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但并不明了海军的价值，不知道如何运用海军，更不懂得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真正意义是通向海外和海外利益的道路。因而北洋海军的发展停滞，乃至最后的失败，绝不是一两个决策者的失误，也绝非一座颐和园可以承担，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海洋缺乏认识所导致的恶果。
从北洋海军的兴亡至今，一个多世纪间的世界海洋风云激荡，一再诠释着海洋和海军的真义。真正的海军因国家有海外利益和海洋战略而产生、强大，国家又因为有强大的海军为先驱，可以将海外的利益线拓展得更为绵长。违背这一规律，刻意建设一支或是专为自守、或是专为攻人，但却没有国家的海上利益和战略作为前提的海军，都将无法持久。北洋海军的兴亡是例子，一战德国海军的覆灭是例子，二战日本海军的覆亡也是例子，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海军在英国缺乏海外利益的今日大幅收缩，更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走过120年，以史为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失败的往事，给予今人的绝不应该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也绝不应该刻意拿来随便诠释涂抹，而是应该带来全社会对于如何面对海洋的深深思索。（作者是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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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甲子以前，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于东邻小邦，从此国势阽危，山河更加破碎。创深痛巨之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神州巨变。其他日、俄、英、法、德、美、朝等国，与此战密切相关，受到不同影响。甲午战争既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战争，也塑造了20世纪初的东亚格局，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激发中国民族觉醒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在甲午战争前，已有**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
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先进的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洋务运动的弱点，认识到它不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一般人来说，洋务运动造成一种假象，开了工厂，造了铁路，设了轮船、电报，建了海军，办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切都破灭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经不起日本的一击，一点幻想和自我安慰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真正是创深痛巨，刻骨铭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灾难，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不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在军事上、技术上是很先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存在是中国进步的象征、强大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假性。这对中国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特别是败在日本手里，日本是个小国，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号称同文同种，它的近代化也刚刚起步不久。败在日本手里，太不光彩、太不甘心了。而日本侵略中国更加凶狠，割地赔款，毫不留情，可说是心黑手辣，彻底戳穿了清朝这只纸老虎，同时，给中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可说史无前例。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全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追求。**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转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历史总是迂回曲折地前进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既有挫折，也有胜利；既有苦难，也有欢乐，它不会永远胜利，笔直地上升、前进，也不会永远失败，直线下跌，一败涂地。历史总会给人们以机会，胜利和失败相间隔、相交叉。历史上的胜利往往随之而来会有失败和倒退，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3年以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5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16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会激起中国这样迅速地奔跑。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作出新的努力。
甲午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受到了重大挫折，但能吸取教训，发奋努力。这次战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自救的觉醒。
刺激日本扩张野心
甲午战争在日本史上同样影响深远，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
19世纪本来是欧洲人的时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上美国，列强主宰世界，国际上战略局面比较简单，其他国家都是殖民地附属国，任人**，任人宰割。当时，最有希望赶上去的是东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
中日近代化的步伐，除了欧美列强之外，算是比较早的。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起步，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竞争对手。此前日本也闭关锁国，也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但与中国不同，并未因此发生大规模的战争。1853年，美、俄舰队先后到日本，次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虽然美国施以军事威胁，但却并未真正动武。1864年9月，英、美、荷、法四国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当地长州藩迅即求和，战争规模很小。
当时列强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英美两国都感到扶植日本来牵制沙俄是合算的。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日本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开展“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
甲午战争是中日这两个东亚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中国失败了。当然，中国的失败有其自身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但由于中国的失败，日本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
甲午获胜，日本掠夺的利益之大，连它自己也始料未及，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之中。日本经甲午一战，实力大大增强，这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不过，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使它冷静下来，清醒地估算出前途的障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终于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赶上了欧美列强，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扩张的不归路。
导致列强分化组合
甲午战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中、日、俄、英。此外，法、德、美、朝等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甲午战争造成东亚力量此消彼长，导致列强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
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除了中日双方之外，要数力图向远东扩张势力的沙皇俄国。1895年2月和4月，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其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赢得太多。但当时沙俄在远东没有强大的海军，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尚未竣工，真打起来没有把握，于是联合了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甲午战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另一方面也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与法国结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英国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既得利益，保持优势地位，于是主张“维持现状”。当时英、俄矛盾是全球性的矛盾，两国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互不相让，剑拔弩张。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扩张，就成为英国的重要政策。
英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同时也不希望清政府受到过分削弱而垮台。甲午战前，英国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来对待，一度还考虑过缔结“英中同盟”。但清政府暴露出的腐朽无能和不堪一击使得英国舆论和政府政策发生了转向。因此，当战争后期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同盟者时，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日本。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后变成现实。
甲午战争前后，法、德、美等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1885年以后清廷被迫签订《中法新约》、《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长驱直入滇桂。甲午战争后，德法两国通过参与“干涉还辽”，分别“租借”了胶州湾和广州湾；法国还在滇越边境勘界中捞到了好处。美国则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从1894年到1900年几乎将其对华出口贸易额增加了5倍。1898年12月，美国总统麦金莱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次年，美国独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列强的血盆大口把中国撕裂得一干二净。
朝鲜是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之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急迫地要在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上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桥头堡。此时沙俄也把扩张重点放在了东北亚地区，19世纪80年代中期，沙皇曾力图把朝鲜变成保护国。英国则从维护优势地位出发，希望朝鲜成为缓冲地区，终于在1885年借口俄国军舰在海参崴集结，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李氏王朝转而向沙俄寻求庇护。1904年，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生战争，次年日本战胜，独霸朝鲜，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改写东亚历史进程
中日甲午战争对20世纪世界历史最深刻的影响是：日本脱颖而出，进而打败俄国，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继续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中俄两国先后失败，国内又都推翻了****的王朝体制，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发展道路，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和欢乐。日本统治者对外选择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对内必然加紧剥削和压迫人民。甲午战争取得胜利，统治者大发战争财，野心无限膨胀，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1904年，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大打出手，日本战胜，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此后，占领东北，以至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也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日本人民深受侵略战争的毒害。
而中国与俄国在失败以后，经历了不同的曲折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者中国的失败不那样惨重，日本也就难以崛起，俄国也就不至于失败，那么，20世纪初的历史将会大不一样。我们主张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就宏观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规律。但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在总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历史发展会有多种可能和多样选择，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绝对的、唯一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具体进程和各种情节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创造的。历史给人们提供种种机会，允许人们选择，要求人们创造，等待人们开辟。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中日双方的主观努力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
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失去了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日本则崭露头角，崛起于东方，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塑造了20世纪国际新格局。（作者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